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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醒法师：人间路菩萨行深切缅怀真禅长老

觉醒法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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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指十五载，岁月一挥间。音容宛然在，教诲记心头。转眼之间，真禅长老离开我们已经十五个春秋。十五年来，真禅长老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依然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海中，成为我日常工作和学习的指路明灯。长老一生坚持走“人间佛教”道路，积极发扬“大慈大悲”菩萨精神的道德风尚，成为促使我成长和进步的力量源泉。

真禅长老，江苏东台人，自幼出家，受具足戒后，曾就读于东台三昧寺启慧佛学院、焦山定慧寺佛学院、镇江竹林寺佛学院和南京华严师范学院、上海玉佛寺佛学院，师事过在中国近现代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应慈、圆瑛、常惺、震华等著名法师。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先后出任苏州狮林寺、镇江竹林寺监院、竹林寺住持并兼任竹林佛学院院长等。新中国成立后，他适应社会进步，努力学习各种新知识，积极从事弘法利生活动。

真禅长老坚留寺内，为保护玉佛寺免受毁损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一九七九年，真禅长老当选为上海市佛教协会会长，并正式担任玉佛寺住持；一九八三年被选为上海市政协常委，任上海佛学院院长；一九八八年受聘为上海儿童福利院名誉院长，并设立“真禅长老残疾儿童福利基金”。此外，他还先后兼任开封大相国寺、上海静安寺住持。一九九三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真禅长老积极协助党和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为迅速恢复和发展佛教事业，推进佛教界实践人间佛教的积极进取思想，弘扬佛教文化，兴办社会公益福利事业，参加国际友好交往活动等，身体力行，兢兢业业，为祖国建设和佛教事业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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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禅长老积极倡导人间佛教思想，努力践行大乘菩萨精神的行迹主要表现为五个“坚持”。

一、坚持“爱国爱教”思想，庄严国土，利乐有情

在回忆圆瑛法师一文中，真禅长老指出：“作为一个新中国的佛教徒，必须坚持‘爱国爱教’的原则。所谓‘爱国’，在今天的条件下，就是要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做贡献。所谓‘爱教’，就是热爱我们所信仰的佛教，即爱佛教教义中‘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理想，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的原则，自利利他、广种福田的思想等等。我还经常对一些青年僧人讲，爱国爱教的原则本身是一个辩证的关系，爱教必须爱国，爱国才能爱教。”

“爱教必须爱国，爱国才能爱教”；“爱国爱教，二者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被作为真禅长老对爱国爱教思想的经典阐释而广为传颂。落实宗教政策以来，真禅长老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协常委，一直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肝胆相照，同心同德，积极参政议政。真禅长老在阐述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文章中指出：“一方面，佛教本身就具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功能；另一方面，党和政府切实认真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使得这种‘相适应’成为现实。但是，要真正实现‘相适应’，关键还在于我们佛教徒本身。如果佛教徒人人都能加强自身建设，都能做到爱国爱教，遵纪守法，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那么佛教就一定会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相适应，从而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在佛教界内部，抑或是参加政协会议，或者是接待国际友人，真禅长老都时刻不忘宣传爱国爱教思想。真禅长老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无论社会风云如何变幻，真禅长老都坚定不移地站在党和政府一边，模范遵守国家的政策和法规，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积极支持祖国建设，热心社会公益事业，主动为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在爱国的基础上，真禅长老在国家政策允许范围内，积极为佛教事业的振兴和发展而奔走和工作。在河南开封大相国寺无人愿意住持的情况下，真禅长老顾全大局，坚决服从中国佛教协会的安排，运用其过人的智慧和胆识，将一座千年古刹从杂乱无序中恢复过来，重还昔日繁荣兴盛的景象。在上海市佛教协会的工作中，真禅长老顶着方方面面的压力，克服了重重困难，团结协会一班人，开辟了当代上海佛教的崭新局面，赢得了四众弟子的广泛称誉和赞扬。

正如长老教导弟子时所一再强调的那样：“宗教的利益必须服从国家人民整体的利益，如果从狭隘的宗教感情、本位主义出发，离开了爱国，孤立地强调爱教，就不能很好地考虑国家人民的整体利益，行动上就不能很好地符合国家人民的整体利益，在政治上就要犯错误，甚至被敌人利用，表面是爱教，实际上是害教。所以说，爱国爱教是基础，只有在祖国日益强大的前提下，人们的宗教信仰才更有保障。”这是真禅长老对爱国爱教思想的理解和经验总结，也是指引长老一生思想和言行的一盏明灯。

二、坚持实践佛陀遗教，广作社会福利事业

上海佛教在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过程中，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积极参与社会慈善公益事业。二十余年间，上海佛教界在真禅长老与明旸长老率先垂范下，以出世之心，行入世之道，无论是在扶贫赈灾、希望工程，还是在社会公益、再就业工程等方面，都尽到了自己的应尽职责，为社会献上了佛教界一片真诚的爱心。从一九八四年起，真禅长老就以个人名义或代表玉佛寺向社会有关福利机构及团体捐赠财、物。一九八八年夏，在上海市儿童福利院设立“真禅长老残疾儿童福利基金”，每年进行捐赠。一九九一年夏季，全国各地有十多个省、市、自治区遭受严重水灾，真禅长老率领上海市佛教徒向灾区人民捐赠人民币一百余万元，其中玉佛寺僧职人员捐赠七十余万元，崭新棉被一千条，帮助灾区人民重建家园。据不完全统计，真禅长老在任期间，以个人名义和玉佛寺名义向社会上有关福利机构和团体、向灾区人民和希望工程等，共捐赠人民币七百余万元。为此，各有关部门给予真禅长老以极大的荣誉，纷纷赠以锦旗、奖状和捐赠证书，同时先后聘他为上海市儿童福利院名誉院长、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副会长，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还评选他为热情支持普教事业发展的社会活动家。一九九一年，中国佛教协会和赵朴初会长先后两次写信给真禅长老，对他率领上海市佛教界捐款赈灾的热情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法师身体力行，率上海市佛教界为全国范围内的特大洪涝灾害尽心尽力，捐款总数居全国各省市佛教协会之冠，以实际行动向社会各界表明，佛教徒对两个文明建设有不可磨灭的功绩。这不但使灾区群众得解燃眉之急，更体现出佛教救世济民、利乐有情之旨，座下功德无量，无任欢喜赞叹。”“上海佛教界救灾热情甚高，既是财施，亦是无畏施，护国护民，亦是护法，无任欢喜赞叹。”

真禅长老不仅以实际行动表示他对社会慈善公益事业的热心，而且还从理论上加以阐发，号召大家都来关心社会慈善公益事业。在实践佛陀遗教，广作福利事业一文中，真禅长老指出：“佛教和其它宗教的不同之处，不仅在于它为人们指示了解脱生死的涅槃大道，而且还教导人们要以出世精神作入世事业，广作福利事业以嘉惠群生。而在佛教教义中，广作资生福利事业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在佛教资生福利事业与精神文明一文中又说：“佛教传入中国后，中国佛教徒实践佛陀遗教，倡导‘利生为事业，弘法为家务’，形成中国佛教济贫救苦、广作饶益的优良传统。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今天，发扬佛教这一优良传统，对促进整个社会文明建设，对解决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这一时代课题有着重要意义。”又说：“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使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发生了巨大变化，大公无私、舍己救人逐渐成为新的时代风尚。而佛教的慈悲思想和利生实践与新时代的道德要求有相通之处，这就为佛教徒从事资生福利事业提供了殊胜的外缘。”他还提出：“佛教徒救济伤残、衰老、孤儿、寡母等不幸者的义举，不仅是佛教慈悲情怀的流露，也体现出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和舍己为人的高尚道德情操，展现了人性的美好与尊严。这些义举有巨大的辐射力，对推动整个社会关心、帮助残疾人，对培养人们的同情心和慈悲心，对全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对创造一种‘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良好社会风气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他最后指出：“资生福利事业不仅直接利乐众生，而且有助于道德的提高和完善，所以是内益于己、外益于人，生益于时、死益于后的伟大事业，体现了佛法的根本精神。通过这一利生实践，有助于形成有难共当、有苦共担的社会风尚，有助于创造和乐共处、相亲相爱的社会氛围。可以引导众生向善、向上，从而使整个社会变得更文明、更美好。”

真禅长老热心社会公益福利事业，设立“真禅长老残疾儿童福利基金”，经常以个人名义或代表玉佛寺、静安寺向全国以及上海社会公益慈善事业捐献巨额款项，资助残疾儿童教育和家乡办学。真禅长老在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中旬庆贺八十寿辰的大会上公开宣布：将来自各地的善信和弟子们赠送的全部寿仪香金二百万元，全部捐赠给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上海市儿童福利院真禅学校、江苏东台安丰镇真禅学校和其它社会福利事业。他以大乘菩萨慈悲济世的思想为指导，积极实践着“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人间佛教宗旨。

二○○○年十二月一日，在真禅长老圆寂五周年之际，玉佛寺在上海商城剧院举办了一场庄严而隆重的梵乐演唱会，会上，上海市儿童福利院的孤儿们献演了一出名为“真禅爷爷，我们永远怀念您”的小品，孩子们用稚嫩的童声喊出的“真禅爷爷，您在哪里”的充满深情的话语，让全场观众为之动容。这是对真禅长老一贯热心佛教慈善公益事业、关怀残疾儿童的回报，表达了孩子们对真禅长老的深深眷念与热爱。

原中国佛教协会副秘书长倪强在难忘的记忆，深切的缅怀一文中回忆说：“为进一步掀起救灾高潮，真禅长老还积极组织书画义卖赈灾活动，并动员说：‘佛教界举办书画义卖，是为了支持灾区人民，希望佛教界广大同仁，发扬佛陀人溺己溺的慈悲精神，踊跃认购字画，以此功德奉献一颗爱心。’为深入发动赈灾，真禅长老还在玉佛寺举办‘祈祷世界和平、国泰民安’的水陆大法会上动员说：‘我们举办水陆法会，不要忘记还有上千万人深受水灾之苦，我们应发菩提心，救苦救难，急国家之所急，想灾区人民之所想，继续搞好救灾活动。’”从真禅长老的动员中，我们深深感觉到，不多的话语中折射出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菩萨情怀。

三、坚持“阿弥陀佛加友好”方针，积极发挥佛教的民间外交优势

中国佛教协会已故会长赵朴初居士曾经精辟地总结出中国佛教的三大优良传统，其中之一就是“对外交往”。佛教不存在民族矛盾和地区问题，佛教“和平至上”的教义又决定了它不会主动参与到各种国际纷争之中去，因此佛教有着先决的“对外交往”的条件。佛教徒理应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借助“入世”之后对外交往方面的便利，积极主动地实现与世界佛教徒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充当世界和平大使角色，努力完成其它界别人员所无法完成的任务，这是佛教存在的社会价值的一部分，也是佛教教义所大力倡导的基本精神。真禅长老自担任玉佛寺方丈以来，十分重视同国际友人的友好交往。他认为，佛教寺庙不仅是一个修持道场，也是世界各国人民了解我国的一个窗口。因此，他要求玉佛寺的僧众，坚持“阿弥陀佛加友好”方针，积极发挥佛教的民间外交优势，努力做好接待工作。在接待过程中，他坚持“在教言教”的原则，主动向国际友人宣传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介绍我国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据不完全统计，玉佛寺自一九七九年对外开放以来，共接待国际友人、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近千万人次，其中有许多是国家首脑、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

真禅长老不仅在玉佛寺亲自接待了大量国际友人、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为开展国际友好交往活动作出了一定的努力，同时，还频频出访世界各国和港澳台地区。十多年间，他先后应邀到日本、印度、、新加坡、欧洲七国等二十余国和港澳台地区弘法访问，多次出席国际宗教和平会议，为弘扬佛法，增进各国佛教徒之间的团结和友谊，为维护亚洲与世界和平，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真禅长老出访的国家和地区很多，其中以一九九四年八月赴欧洲七国弘法参访最引人注目。这次他先后参访了法国、德国、英国、瑞士、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等七国，所经时间之长，所历国家之多，所行路途之远，所起影响之大，均属前所未有。在参访过程中，真禅长老向西欧七国的佛教信徒和华裔、侨胞介绍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大好形势，介绍了上海经济腾飞、浦东开发的情况，宣传了党和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以及佛教界香火兴旺、健康发展的大好形势。同时通过出访也对西欧七国的佛教现状，以及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情况有所了解。他还广交朋友，倾听了许多爱国华人、华侨怀念祖国、渴望祖国繁荣富强的心声。在访问中，真禅长老一行受到当地佛教界的法师、居士以及各国同乡会团体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款待。真禅长老在访问期间，还为各国的信众讲开示数十次，先后讲演了佛法与人生、佛法与做人、佛法与长寿、佛法与哲学等专题。许多信众听后非常高兴，齐声赞叹“因缘殊胜”。此外，欧洲的一些中文报纸，如星岛日报和欧洲时报等，还对真禅长老到欧洲访问作了及时报道，充分体现出华侨新闻界及广大侨胞对真禅长老的爱戴和仰慕之情。

四、坚持开展佛教文化研究，引导佛教徒走正信正行之路

真禅长老平生潜心佛典，对佛学深有造诣。他十分重视对佛教学术的研究，常常在修持、弘法之余，伏案写作。真禅长老深深感到，数千年的佛教文化遗产，亟待整理，当代出现的一些新的佛学理论，也值得认真研究。在佛教与文化对信众的一次讲话中，真禅长老说：“从历史上看，佛教的兴旺不兴旺，发达不发达，主要是看佛教思想文化的传播与发扬怎样。我们说，隋唐是我国佛教的全盛时代，主要是那时候佛典的翻译规模空前，印度的大小乘佛典基本上都被翻译了过来。同时高僧辈出，独立撰著佛教著作之风盛行。所有他们撰写的佛教著作，在数量上要比从印度翻译过来的佛典多得多。又如，我们说，民国年间是中国佛教在近代的复兴时期，也是指那时的佛学大师和居士们撰著了大量著作。”从历史的经验出发，真禅长老提出：“我们今天弘传佛教，不仅仅是开放寺庙，供信徒瞻礼和供游客游览。主要还是要继承和发扬佛教文化，要撰写佛学著作，整理佛教经典，发挥佛教义理，特别是要发扬佛教义理中积极的部分，为我们今天四个现代化服务。”为此，真禅长老常在繁忙的法务活动和国际交往中抽出时间撰写佛学著作。从一九七九年就任上海市佛教协会会长和玉佛寺方丈那天起，到一九九五年圆寂止，在短短的17年中，真禅长老先后出版了玉佛丈室集十辑和上海玉佛寺丛书二十七种。此外，还出版有佛法•社会•人生、禅宗佛学思想论集、真禅禅藻集和玉佛禅寺画册等。主编的著作有上海玉佛禅寺建寺一百十周年纪念特辑、河南开封大相国寺佛像开光、迎奉藏经、方丈升座纪念特辑、持松法师论著选集、持松法师纪念文集、应慈老法师圆寂三十周年纪念文集等。这些著述和文章，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既有关于阐述佛学理论方面的著作，如论人间净土、佛学•社会•人生等；也有注释佛教经典方面的著作，如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讲义、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浅释、无量寿经浅释等。既有关于参访、弘法方面的著作，如玄奘求法之路巡礼记、西藏朝圣记、云南参访记等；也有关于国际交往方面的著作，如澳洲弘法纪行、天竺纪行、泰国弘法记、欧洲七国弘法记等。既有关于高僧传记方面的著作，如缅怀禅门尊宿虚云老和尚、纪念太虚大师诞生一百周年、在亲近圆瑛大师的日子里等；也有诗词方面的著作，如真禅禅藻集等。以上所有这些著作，都贯穿着一条爱国爱教的红线，其中尤以佛法•社会•人生一书最为典型。该书共收文章13篇，其中有一篇题为谈谈佛教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问题，可说是真禅长老著书立说的宗旨。在这篇文章中，真禅长老对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可能性与现实性，都作了理论上的探讨，得出了佛教一定可以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结论。

五、坚持开展佛教教育，加强佛教人才梯队建设

据香港佛教联合会会长觉光长老回忆：一九八八年秋，真禅长老率上海佛教代表团访问香港曾赋诗三首赠给觉光长老，其中第二首写道“弘宣大法要人才，世出世间一理该。今日新苗才径水，他时用作栋梁材”，表达了真禅长老对人才的渴望和重视。

真禅长老重视佛教人才的培育，可能与他早年先后进入七所佛学院校学习从而获得较深的佛学造诣有关。绍隆佛种，培养佛教事业接班人，一直是真禅长老孜孜以求的宏伟事业。上海佛学院自一九八三年创办以来，真禅长老就担任院长。在真禅长老的领导下，“培养一批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具有相当佛教学识，并能密切联系信教群众的青年僧才”，成了上海佛学院的办学宗旨。二十七年间，上海佛学院先后培养出了近三百名佛教人才，为上海佛教的恢复和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真禅长老亲自倡导的“两爱（爱国、爱教）”、“三懂（懂得佛教教理和教史、懂得法务活动、懂得寺庙管理）”的教育理念，至今仍然指导着佛学院的发展。真禅长老不仅尽一切力量办好上海佛学院，而且还撰文呼吁佛教界积极重视青年僧人的培养。一九九二年七月，真禅长老撰写了一篇启人心扉的文章，名为培养青年僧人是中国佛教界的当务之急。文中明确指出，办好各级各类佛学院校，是中国佛教界目前的当务之急，必须引起整个佛教界的重视，认为：“办好佛教院校，必须注意以下几点：一是筹措充足的经费，二是聘请有教学经验的教师，三是编辑统一的教材，四是重视入学僧的质量，五是明确培养目标。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一批爱国爱教的佛教事业接班人。”真禅长老不仅关心上海佛学院学僧的进步和成长，而且也非常关心其它地区所办的佛学院校、僧伽培训班学僧的进步和成长，曾先后于南京栖霞山僧伽培训班的开学和结业典礼、中国佛学院灵岩山分院第二期开学典礼、中国佛学院九华山寺院执事进修班的开学典礼上发表讲话，勉励学僧们勤奋学习，努力上进，争取成为一名符合时代要求、真正能对佛教发展有用的专业人才。

斯人虽逝，高风朗润。缅怀先贤，策励来者。我们今天纪念真禅长老，就是要以真禅长老为榜样，积极继承老一辈高僧大德的遗志，努力高举“爱国爱教”伟大旗帜，深入贯彻中国佛教协会第八次代表会议的精神，认真落实国家宗教局王作安局长关于“中国佛教的发展，要更加重视提高四众弟子的基本素质，要更加重视培养佛教人才，要更加重视端正道风，要更加重视佛教制度建设，要更加重视发挥作用”的指示，继续沿着“人间佛教”的道路，积极进取，发奋图强，为推动中国佛教事业的健康发展、为构建和谐社会多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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